作者：邢科（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专业的历史学出现于19世纪中叶民族国家观念盛行的时代，当时它最重要的功能是服务于构建民族身份和民众对国家的认同，由此民族国家成为历史叙述的基本单位，政治变革、经济发展、社会变迁、人物活动等都在民族国家的背景下展开。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技术、资金、人才、信息、商品等实现全球流动，网络安全、气候变化、能源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挑战也日益严峻，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应对，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作用逐渐凸显，国际非政府组织数量大幅增加，世界逐渐变成一个地球村。在这种背景下，历史学出现了“全球转向”，传统民族国家史的某些方面逐渐显示出落后于时代的不足，与世界各国成为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的大趋势相背离。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囿于民族国家视野来看待本国历史，缺乏对民族国家所置身其中的世界整体的认知。传统民族国家史强调国家发展的内在动力，忽视外部因素的作用，不关注超越民族国家的历史现象，因此无法认识到世界历史进程和全球因素对本国的影响，世界史成为民族国家史的简单叠加。

　　其次，过于强调本国历史的重要性和独特性，甚至走向自我中心主义。例如，长期盛行的“美国例外论”，认为美国具有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显著特征，包括特殊的价值观、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完善的政治制度等；美国具有典范性，有权评价其他国家的是非善恶，而不接受“他者”标准的评判。这种倾向的民族国家史凸显了欧美国家的文明优越论，体现了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书写民族国家史？受全球史兴起及历史学“全球转向”的影响，一些学者开始探索民族国家史书写的新路径，于是出现了“跨国史”。1991年，澳大利亚史学家伊恩·蒂勒尔首先提出通过跨国史研究打破“美国例外论”，随后托马斯·本德和入江昭等西方学者也加入到跨国史研究中来，并出版了《女性的世界/女性的帝国：国际视野下的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1880—1930年）》《全球史与跨国史：过去、现在和未来》等一批代表性成果。

　　蒂勒尔的《女性的世界/女性的帝国：国际视野下的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1880—1930年）》是最早的跨国史著作之一。该书从全球视野讲述了1884年成立的美国女性基督徒禁酒联盟（WCTU）从美国一国拓展到全世界，并最终发展成为一个会员遍及42个国家的国际组织的历史。作者认为，美国的妇女运动具有跨国性，她们有着明确的政治目标，诉求不局限于禁酒，还包括改变男权政治、改善劳工生活等；她们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妇女解放，促进了世界和平。蒂勒尔的另一部著作《真正的诸神花园：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的环境改良（1860—1930年）》从跨太平洋交流的角度探讨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之间植物、昆虫、人员、观念和技术的交流，以及这种交流对两个国家的影响。他提出，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的“环境改革者”都试图将由黄金开采、大规模单一作物种植和畜牧业塑造的社会，改造为以小规模农业和园林景观为基础的平等社会。这本书考察了跨越国界的环境交流，是从跨国史视角书写民族国家环境史的有益尝试。

　　本德专注于美国史研究。他认为，以民族国家为历史的天然载体——“这种写作和教授历史的方式早已黔驴技穷”，“美国史中的一切重大主题和事件，包括像革命和内战这样独特的美国事件，都应在一种全球史的背景下接受检视”。作为从跨国史视角书写美国史的代表作，该书重点讨论了欧洲在新大陆的殖民扩张和美国历史的开端、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帝国的扩张、美国的进步改革和社会自由主义等问题，并将这些问题视作全球历史的一部分重新加以解释。作者认为，美国史不是一种线性进步的故事，不是一种自我维持、封闭自足的历史，而是多国历史相互作用的产物；英属北美殖民地的革命危机只是众多全球革命危机中的一种，18世纪各大帝国的竞争以及合众国以外的诸种势力对美国的创建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体现了19世纪中叶欧洲自由派对国家、自由和民族国家之领土的全新理解，美国内战既是世界范围内废奴运动的一部分，又是世界范围内追求自由民族主义的中心一环；美利坚帝国是世界诸多帝国中的一个，无论从目的还是从风格来看，美国的西进运动和海外殖民不是偶然行动，而是欧洲主导的帝国主义运动的延续，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和海外投资政策同样因袭欧洲；美国的进步改革是19世纪末人们对工业资本主义和大型城市极度扩张的一种全球化回应的一部分，改革反映出美国自身的国情，但改革思想在全球范围内是共享的。该书以全新视角叙述美国历史，为美国史书写带来了重要变革，作者希望以此书宣告传统美国史的“寿终正寝”。

　　尽管选题不同，视角和切入点各异，但与传统的民族国家史相比，跨国史视角下的民族国家史书写已经表现出自身特点：将民族国家的发展及国家内部发生的历史事件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将民族国家史视为人类历史的一部分；不再单纯从国家内部寻找社会变迁的动力，而是重视跨国交流和全球互动在国家形成发展历程中的作用，探究本国历史进程与区域或世界历史进程的相互影响；研究不再囿于政治领域，而是更多关注思想、文化、信息、商品等要素的跨国交流，国际性运动，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活动，防范疾病、保护环境等跨国合作，以及劳工、妇女、移民等社会群体。这不但极大丰富了民族国家史的研究内容，而且改变了对历史事件的固有解释，加深了对相关问题的理解，成为一场民族国家史研究的“史学革命”。

　　近十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致力于跨国史研究，并发表多篇论文，如王立新的《在国家之外发现历史：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与跨国史的兴起》、孙绣的《从美国史学史看美国史研究的“跨国转向”》等对跨国史做了理论考察，何平和肖杰的《跨国史视野下的宗教改革运动》、庞冠群的《全球史与跨国史：法国革命研究的新动向》等则运用跨国史方法对民族国家史中的一些问题做了实证研究。

　　当今世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国际社会已经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从跨国史视角来审视民族国家的历史，将民族国家融入世界之中来理解，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树立，构建和谐世界。中国学者可以发挥后发优势，在消化吸收现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推动跨国史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从跨国史视角书写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民族国家史。

　　《光明日报》（ 2020年11月02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