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我国世界史研究历经几代学人的辛勤耕耘，取得了长足发展和进步。尤其是2011年世界史成为一级学科后，更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步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历史科学的重要论述，为我们研究和认识历史提供了行动指南和重要遵循。青年人作为我国世界史研究队伍中正在成长的一支生力军，被寄予了厚望。在我国世界史研究发展迈入新阶段的今天，青年学者如何利用时代赋予的条件，在老一辈学者的研究基础上持续探索和发力，努力提升我国世界史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如何认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围绕这些问题，本版特组织几位青年学者进行在线讨论，并邀请专家予以点评，以激励青年学人成长，助力中国世界史学科的繁荣发展。

主持人：

孙　莹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与谈人：

吕厚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辛　旭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董　瑜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周施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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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作为一名历史系在读博士生，我经常会被问到“历史有什么用或者世界史有什么用”这一类的问题。在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的今天，各位老师认为，世界史研究如何发挥其社会功能和现实功用呢？应该如何提高民众的世界史素养呢？

吕厚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世界史作为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扇窗口，可以帮助我们从根源理解当今世界一些问题存在的起因，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且合理的办法。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面临诸多挑战与不确定因素的现实背景下，世界史具有增进世界各民族的相互理解、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文化价值。一部客观、扎实、可靠的世界历史所塑造的世界观与历史观，既可以帮助我们戳穿狭隘民族主义者们为制造种族仇恨与各国矛盾而编造的种种谎言，又不像理想化的田园牧歌那样脱离实际、经不起现实的考验。世界史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归根结底关注的是历史上的人。人性在文明诞生以来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保留了很多相对恒定的元素，这让我们可以通过不同时代条件下的历史经验去认识、分析与把握人类社会发展演化的规律。因此，借助现实生活为我们提供的问题意识，对人类文明与社会组织形式的运转规律进行自古而今的观照，是世界史发挥现实功用的重要途径。

辛旭：世界史知识及其蕴含的经验和智慧，不仅帮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世界及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而且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世界史研究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功能，即通过关注其他国家的发展经历，总结其在社会发展中的经验教训，为中国的社会发展提供参照。比如，借鉴外国工业化、都市化、环境保护、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经验与教训，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服务等。另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们与国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各层次的交流合作日益频繁且密切，需要深入了解别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从历史文化深处理解他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为各方面政策的制定、措施的实行提供可行性参考。

董瑜：世界史社会功能的发挥，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满足大众了解异域历史文化的知识渴求。西方很多史学家除了从事专业研究之外，还会投入很大精力，撰写大众喜闻乐见的世界史书籍。中国世界史研究者可以利用自身的知识优势，将学术成果大众化，讲好外国历史的故事，增进大家对错综复杂、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的深入了解，培养民众正确的世界观与历史观。另外，世界史研究者要积极参与公共史学的建设与发展。20世纪70年代至今，美国历史研究者通过开设公共史学专业，参与中小学历史教学标准的讨论，投身于国家历史公园、博物馆以及档案馆的建设，借助大众媒体普及历史知识等，改变了史学在公共领域中“集体失语”的状态。我国世界史学者应该在公共领域发出有分量的声音，在普罗大众中普及世界历史知识，提高民众的世界历史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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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世界史学科承载着如此重要的社会功能，这是一项光荣的使命，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今天的青年学者在从事世界史研究时具备哪些有利条件？表现出怎样的研究特征？

周施廷：我觉得，今天的世界史青年学者，在两方面具有优势，一是受教育方面，二是材料方面。在受教育方面，青年学者身处的时代，我国世界史已具备完整的学科发展架构和成熟的人才培养机制，青年人可以受到系统且严格的学术训练。此外，新一代学者往往在本科期间就具备用英语阅读学术文献的能力；在研究生阶段，还会继续学习第二外语或西方古典语言，这些都为从事相关研究打下扎实的语言基础。青年人通过去海外攻读博士学位、深度进修、参加联合培养项目和国际学术会议等方式，与国外同行的交流愈加便利，获悉国际学界前沿动态的灵敏度更高。在材料方面，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不仅购置大量纸质文献，还购买了大量数据库，使得青年学者在研究方向和议题上有了更多的选择。新材料的挖掘，新问题的提出，新方法的探索，有助于拓宽史学研究的视野，进而做出新的解释。

吕厚量：的确，信息化时代赋予了青年学者许多先天优势。以我本人相对熟悉的希腊罗马史专业而言，当前国内从事该领域研究的许多青年学者具备了阅读、翻译古希腊文、拉丁文的技能，以及熟练掌握英文和阅读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学术成果的能力，为相关研究打下坚实的语言基础。在可资利用的电子资源方面，尽管由于版权与使用人数较少等因素的限制，古希腊罗马史研究材料的数据化程度没有像英美法德等国近现代史研究材料那般丰富（亚述学的情况要略好一些），但当前与希腊罗马史研究相关的绝大多数铭文材料、期刊论文与部分已过版权期的文献史料丛书、学术论著、工具书等都已实现了电子化，意味着青年学者们通常可以在着手钻研某一课题之前便通过互联网较为全面地把握与其相关的基本史料与研究现状。

辛旭：上述工具优势使得青年学人能更有效、更快速地接触国际史学前沿，并就某个学术问题进行对话。我们也看到，近期有不少青年学者在英文、德文高水平期刊发表论文和在国际知名出版社出版外文专著的数量有了显著增长。用外文发表的成果并不一定就比中文专著、论文高明，但这一现象的出现，毕竟反映了青年学者外文交流、写作能力的提高和国际学术界对其阶段性研究成果的认可。

总的来说，今天的青年学者研究视角更为广阔，并积极探索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近年来，各种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引入，不断丰富和深化了我们的史学认知，青年学者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来综合理解历史。相较于老一代学者对“结构性”问题的关注，新一代学者更注意“人”的踪迹，可谓处处见“人”。此外，青年学人积极突破学科藩篱，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诸如环境史、医疗社会史、儿童史、妇女史、口述史、情感史、计量史学、城市史等，都呈现出明显的跨学科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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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如上所述，随着史学资料数据库的扩大和史籍电子化的普遍，我们现在可以更为方便地获取和阅读各种史料，其结果是历史研究的内容越来越丰富、选题越来越细。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好事，因为对历史社会的认识更加全面；有的学者却认为，这容易局限于各种历史细节的检验和考证，而忽视了对宏大叙事的关注或者对历史的整体思考。请问各位老师，如何看待历史研究中的宏观问题与微观问题？

吕厚量：考察历史发展的动力、人类社会演变规律等宏大问题，是历史学的基本要旨。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历史研究和史学研究，是史学工作者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微观研究是构成宏观研究结论的证据，不然所谓宏观研究可能是空洞的、站不住脚的。北京师范大学瞿林东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个案考察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是对某一问题或某一方面的深入了解；宏观思考是历史研究的提升，是对全局的把握和概括。二者结合，是历史研究发展的主要路径。对此，我深以为然。以世界上古史研究为例，该领域内同某一具体问题密切相关的现存一手史料在数量上往往有限，史学研究的规范性通常要求研究者尽可能地穷尽史料。在对研究主题相关史料竭泽而渔式的收集与分析过程中，对个别微观细节材料的考据、辨伪与价值判断往往是不可或缺的；并且语言、文本与图像等细节方面的考据能力，通常也被视为衡量上古史研究者学术能力高下的基本标志之一。而与此同时，人类历史的发展又是一个整体性的、符合一定客观规律的宏观进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狭隘视野，会妨碍研究者对史料、史实在广阔社会背景下的历史意义进行客观、公正、全面的解读。因此，我们必须妥善处理好宏观体系架构与微观史实考据的关系，既要努力提升自己的史料分析能力，扎实掌握本专业实证与考据的基本功，又要广泛涉猎历史哲学与世界通史领域的优秀作品，不断拓宽自己的眼界、加强自己的理论修养。

辛旭：英国史家彼得·伯克认为，史学疆域扩展到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在丰富了史学知识的同时，也造成“各说各话”的局面。每个人都固守自己的知识领地，与其他领域的关联却越来越少，甚至漠不关心。近年来，包括青年人在内的一些史学研究者受新文化史影响，专注于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仅关注一些微小问题而缺乏对全局的认识和把握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的历史研究缺乏理论高度，这样的历史学也难以发挥传承文明、启迪未来，知古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但是也要注意，人类历史并不只有政治、外交、经济等重大问题，性别、身体、心态乃至疾病、微生物等都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看起来微小的对象，背后都隐藏着宏观的历史进程。因此，问题不在于微观细节，而是要将微观研究对象置放于更广阔的历史脉络和背景中进行考察，即在坚持“大历史”的前提下，实现“大处着眼”和“小处着手”的完美结合。从这一意义来讲，历史研究中的宏观问题与微观问题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董瑜：从小切口反映大问题，是学术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对于青年学者来说，受知识体系、理论素养所限，在最初的学术研究中往往会选择某一个具体的题目。但若小题目没有和大问题联系起来思考，则容易导致研究意义的缺失。所以，要将微观问题放在宏观视野下来把握，弄清楚微观问题与历史时空中其他事件和群体的关联性，这样才能明晰研究微观问题的意义，避免陷入就事论事的囹圄。而认识史实背后的意义，则需要史学研究者具备理论思维。为此，青年学者要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提升自己的理论素养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坚持以唯物史观指导史学研究；多阅读史学理论著作、跨学科的相关理论论著，从中选择与研究问题相关的理论阐释，使理论“照亮”史料，做到史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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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还体现在各种新流派、新学说、新理论层出不穷。我自己平时会阅读一些国外史学理论名著或者听一些国外学者的讲座，觉得大开眼界。与此同时，也会碰到一些困惑，那就是面对各种流派和理论思潮，我们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和立场？

吕厚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批判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精神品质。世界史也是如此。我个人认为，青年学者们借用新兴理论或者学说（由于史学研究同史料客观存在的紧密联系，这些借鉴通常只是抽取了相关理论中的某个视角或话题），对于加强当前国内世界史学界的问题意识、丰富青年学者分析史料的视角是不无裨益的，但前提是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坚守历史学自身的学科本位，也就是要坚持史学分析的理性原则与史料考证的严谨性。因为历史学本质上是一门以实事求是的史料分析和客观理性的逻辑思维为基础的实证性学问。史学本身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论从史出的优秀学术成果，不仅能够冲破前人观念中的层层迷雾，往往还能在破除政治、宗教与文化意识形态的迷信中发挥革命性的积极作用。

辛旭：事实上，任何理论或流派都是立足于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形成的，不能不加辨析、机械地搬运到另一个时空情境中。在接受新的理论、学说或者流派前，我们首先要对其做一番知识社会史的“还原”工作，重建其具体的生产情境，细致辨析其内涵和外延。以欧洲中世纪末期的黑死病研究为例，自19世纪以来，一个经典的学说认为，这场瘟疫是蒙古大军从东亚带来的，这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被广泛采用。但是，这一说法其实深受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是西方文化传统叙事的产物。要打破这个“迷思”，我们需要通过知识社会史研究，重建黑死病的发生和传播脉络，还原历史真相。历史唯物主义强调，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上的一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意味着我们在史学研究中必须将研究对象放入具体而动态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网络中，坚持历史是发展的、变化的观点。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来考察历史，才能认清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和趋势，生产出的学术成果才能经得起检验，从而显示出恒久的生命力。

董瑜：对于西方史学研究中的学说和思潮，我们需要关注，但要注意的是，一些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可以用来说明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在一定地域和历史文化中具有合理性，但如果硬要把它们套在各国各民族头上，并以此为裁判，那就有削足适履的风险。我们在分析史学思潮的缘由及演变路径时，需深入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境，还要梳理史学史发展脉络，这样才有可能对一些史学思潮产生鉴别力，避免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外国史学界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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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不生搬硬套外国的理论、概念、话语和方法，意味着建构具有中国风格和特点的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请问各位老师，如何认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呢？

吕厚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体现在三个方面，即“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构建中国特色的世界史研究“三大体系”，应按照这一明确的目标要求来探索。我国世界史研究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史学资源：第一，继承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优良传统，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探究历史事实，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动力，从中判断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第二，汲取中国传统史学中的精华养分。中国古代史学包含着许多与古典希腊罗马、中古波斯阿拉伯史学同中有异的珍贵文化遗产，是一座有待世界史学者们去开发利用的宝库。从中国史学传统中汲取有益经验，可以促使中国世界史学者产生不同于外国学者的问题意识和分析路径。第三，吸收国外史学发展的有益成果。学习外国史家在史料收集、学术方法、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优长，同时要对一些具有历史局限性的学术成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董瑜：构建中国特色的世界史研究“三大体系”，需在主体性、原创性上着力。要消除西方中心论的影响，站在世界历史发展整体的高度，主动观照中国的现实，找到与中国发展密切相关、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研究视角、思路和方法，提出具有原创性的理论观点，进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而不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盲目追风。中国需要自己的世界史研究，国际学术界也需要来自中国史学家的观点、方法与理论思维。不过，建立“中国特色”并不是刻意标新立异，也不是闭门造车，而是要建立在充分了解国际史学前沿的基础上。研究者只有细致梳理史学史脉络，发现新的问题，基于史料的充分解读与理论的合理运用，才能提出新的见解。

周施廷：构建中国特色的世界史研究“三大体系”，涉及我国世界史学科定位、人才培养、专业设置、社会功能等方面，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项繁重的任务。这对青年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要拓展领域、补齐短板，打好史料基本功，提高自身科研实力，努力把自己培养成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具有丰富扎实的中国历史学基础知识、了解国际史学界最新进展、具有跨学科思维和特征的专业化人才，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持之以恒地不懈奋斗。

主持人：各位老师的答疑解惑，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了当前世界史研究中青年学者关心的问题，也为我们思考今后努力的方向提供了诸多启发。谢谢各位老师！

《光明日报》（ 2020年06月15日 14版）